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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新京报：你觉得北大的学习生活经历，对你来说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

　　陆步轩：有时我觉得在北大的生活是把枷锁，我已经有十多年时间在这把枷锁里出不来，为名所累。

　　北大不是一般人能考上的，但我毕业后没什么出息觉得很失落，又放不下身段去干点别的，最后卖猪肉也是为了生活，人不能没有生存的条件，我算是被生活逼上梁山。

　　开始卖猪肉时特别怕见到熟人，所以就去了一个不太熟悉、熟人少的地方冒充文盲。当时我的猪肉摊旁边有个小商店，我经常去里面买酒买烟，从来不买书报，就是希望老板印象中的我没什么文化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人说“北大才子卖猪肉”也是借着北大名声营销。

　　陆步轩：（笑）有一点这个意思，因为反差比较大嘛，就会有新闻效应，能节省不少广告费。

　　现在卖土猪定位中高端人群

　　新京报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到“屠夫学校”名誉校长，你是怎么成为专家的？

　　陆步轩：我是个书呆子，做事比较较真，1999年卖猪肉时就开始琢磨，颜色红了淡了，在里面摸索规律，猪这辈子就算得过感冒，也会在猪肉上留下痕迹。

　　我给“屠夫学校”上课的讲义有十七八万字，就是根据这些经验写出来的，有的还去找杀猪的养猪的咨询。现在虽然出了一个教读者选购放心肉的小册子，但还是有些问题说不清楚。

　　新京报：除了“屠夫学校”校长，你还是“壹号土猪”的顾问，陈生算是你事业的一个转折点吗？